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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体现了东汉主流的图谶思想

发布时间:2019-12-04 06:00:45

后汉书的文学价值:体现了东汉主流的图谶思想

关于《后汉书》的思想价值,清人王鸣盛评曰:“范书贵义德,抑势利,进处士,黜奸雄,论儒学则深美康成(郑玄),褒党锢则推崇李(膺)、杜(密),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,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。”(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)应当说,这个评价颇为中肯,然“公卿不见采”改为“公卿少见采”可能更恰当,且褒隐逸、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,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。具体说来,《后汉书》有肯定王权秩序、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,亦有褒扬避世隐逸、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,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。

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《后汉书》的基本内容。《后汉书》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,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:有利于社稷安定、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,即受褒美;反之,即受贬责。

《后汉书》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。如《循吏列传》中记传卫飒时,赞其人“理恤民事,居官如家,其所施政,莫不合于物宜”;记传王景时,历数其修渠治水、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,赞其勤政爱民;记传王涣时,写其敦儒学,习《尚书》,读律令,清正廉明,善断案,“曲尽情诈,压塞群疑,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……”又如在卓茂、鲁恭、魏霸、刘宽等传记中,赞其治行卓著;杜根、刘陶、李云等传记中,赞其仗义直谏;班超、梁谨等传记中,赞其大智大勇,立功西域……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。

《后汉书》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。《党锢列传》中写李膺受陷害,遭党锢之祸时,拒不逃避,曰:“事不辞难,罪不逃刑,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,死生有命,去将安之?”从容就死。范滂“少厉清节,为州里所服。举孝廉,光禄四行(敦厚、质朴、逊让、节俭)”,及遭党祸,亦慷慨就死:“其母与之诀,滂白母曰:‘仲博(其弟)孝敬,足以供养。滂从龙舒君归黄泉

,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,勿增感戚。’母曰:‘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,死亦何恨!既有令名,复求寿考,可兼得乎?’滂跪受教,再拜而辞。”这是一幅舍生取义、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。显然,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,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。

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,范晔对外戚、宦官的横暴专权、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。东汉中叶,和帝、安帝以后,皇帝都是幼年即位,不能执掌朝纲,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。如桓帝与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悺、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,五人俱被封为侯。于是,他们居功自傲,把持朝纲,穷奢极欲,祸国殃民。《后汉书》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。

综上所述,可见《后汉书》肯定了王道秩序,赞美贤达忠义,鞭挞奸佞邪恶,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。其实,这也是它被定为“正史”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《后汉书》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。在《西域传·论》中,范晔评价佛教说:“详其清心释累之训,空有兼遣之宗,道书之流也。且好仁恶杀,蠲弊崇善,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。然好大不经,奇谲无已,虽邹衍谈天之辩,庄周蜗角之论,尚未足以概其万一。又精灵起灭,因报相寻,若晓而昧者,故通人多惑焉。”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。又,《张衡传》中载其《请禁图谶》一篇,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:“衡以图纬虚妄,非圣人之法,乃上疏曰:‘此皆欺世罔俗,以昧势位……宜收藏图谶,一禁绝之,则朱紫无所眩,典籍无瑕玷矣。’”联系《宋书》本传中亦说范晔“常谓死者神灭,欲著《无鬼论》”,其临死前“语人寄语何仆射:天下决无佛鬼”,亦有助于理解《后汉书》的这一思想倾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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